赋役和力役是封建国家主要的财政来源，历代统治者都十分重视赋役立法。隋及唐前期的赋税制度均是以均田制为基础的租庸调制。

租庸调法始于隋朝，以人丁为基本依据和计量单位。隋初规定，"始令人以二十一成丁，岁役不过二十日，不役者收庸"。后来年老者收庸免役成为定制："民年五十，免役收庸。

唐武德七年，在实施均田制时重新颁行租庸调法。租，即每个受田的成丁男子每年纳租粟二石或稻三石；调，即随乡土所产，蚕乡每丁每年纳绫或绢二丈，棉三两，非蚕乡纳布二丈五尺，麻三斤；庸，即每丁每年服役二十日，如不服役，每日纳庸三尺或布三尺七寸五分。上述规定为正常年份的赋役负担，如遇国家有事或自然灾害导致减产失收，赋役负担可依法增减。《旧唐书•食货志》载："赋役之法：每丁岁入租粟二石。调则随乡土所产，绫、绢、絁各二丈，布加五分之一。输绫、绢、絁者，兼调绵三两；输布者，麻三斤。凡丁，岁役二旬。若不役，则收其庸，每日三尺。有事而加役者，旬有五尺免其调，三旬则租调俱免。通正役，并不过五十日。若岭南诸州则税米，上户一石二斗，次户八斗，下户六斗。若夷獠之户。皆从半输。蕃户内附者，上户丁税钱十文，次户五文，下户免之。附经二年者，上户丁输羊二口，次户一口，下户三户共一口。凡水旱虫霜为灾，十分损四已上免租，损六已上免调，损七已上课役俱免。"

唐律对赋税制度作了严格规定，要求所有居民农户必须按照法律规定如数按期交纳税金与田赋，违者必予处罚。鉴于隋炀帝横征暴敛导致隋王朝灭亡的教训，唐统治者对征收赋税的官吏作了法律上的约束，唐律本篇要求地方州县官督缴所部内"输课税之物"，"违期不充（缴）者，以十分论，一分笞四十，一分加一等。所谓输课税之物，即应缴纳地租、调及庸、地租、杂之类。法律禁止"非法而擅赋敛"或擅加派。官吏如擅自增加赋税的构成犯罪，不但多征部分没入官府，并且"计所擅座赃论"；如果中饱私囊，则"以枉法论，至死者加役流"。此外，对于差科赋役违法及不均平者，唐律规定了"杖六十"的处罚。唐代一方面强调按期如数交纳赋税，另一方面，又注意差役赋敛的限度，以期平息农民群众的反抗情绪，维护王朝的长久统治。

唐中后期，均田制遭破坏，大量失去土地以及没有获得足额授田的农民无力承担租庸调制下的赋役义务，国家财政大幅下降。为解决财政危机，唐德宗建中元年（780年），宰相杨炎主持制定两税法。该法取消了原来租庸调法按人丁为依据征收赋役的作法，改为以户为单位，按土地、财产多少分别征收地税和户税两项。其具体内容包括：1、"量出以制入"，统计国家各项财政开支总数，据此确定应收赋税总额，再分摊各地民户进行征收。"凡百役之费，一钱之敛，先度七数赋于人，量出以制入"。2、不论主户、客户，一律编入现住地户籍，根据资产多少确定户等并纳税。"户无主客，以见居为簿，人无丁中，以贫富为差。不居处而行商者，在所郡县税三十之一，交所与居者均，使无饶利。"3、税额按资产及田亩数确定，每年分夏秋两季征收，过去的租庸调及一切原杂税一律废除，"居人之税，秋夏两征之，俗有不便者已久。其租庸杂徭悉省，而丁额不废，申报出入如旧式。其田亩之税，率以大历十四年垦田之数为准而增征之。夏税无过六月，秋税无过十一月。4、户税按户等纳钱。地税按占田多少纳粟。两税法按土地及财产征税的作法，有利于税收的均衡负担，是符合当时实际的措施。执行的结果是朝廷的税收有明显增加，对稳定唐王朝的统治起了一定的作用。

唐中后期，由于国家财政困难，唐政府采纳大臣建议，开始对盐、茶、酒征税，同时沿袭前朝旧制，继续征收商税和关税。

盐本在后周时期就有税，但自隋开皇三年起至唐初均无税。天宝、至德年间，盐每斗征税十钱，当时全国德盐池盐井都隶属于度支，"皆随月督课"，沿海产盐地区，则以盐代粟，以输司农。史载"青、楚、海、沧、棣、杭、苏等州，以盐价市轻货，亦输司农。乾元之年，第五琦初变盐法，在产盐地设盐使，产盐户免徭役，官府收购所产之盐，按每斗加价一百钱出卖。后盐铁使刘晏创就场征税的专卖制度，实行民制、官收、商运、商销的制度；设常平盐仓，以调节食盐供应。同时，订法令，严禁私盐。"晏之始至也，盐利岁才四十万缗。至大历末，陆佰余万缗。天下之赋，盐居其半，宫围服御、军饷、百官俸禄皆仰给焉。

茶税的征收也是起于唐代，"度支侍郎赵赞议常平事，竹木茶漆尽税之。茶之有税，于此矣。但不久又停征。公元793年，盐铁使张滂"奏立税茶法，郡国有茶山及商贾以茶为利者，委院司分置诸场，茶之有税，自滂始也。伏请出茶州县及茶山外商人要路，委所由定三等时估，每十税一，价钱充所放两税，其明年已后所得，税外收贮，若诸州遇水旱，赋税不办，以此代之。后茶税增加，同时严刑苛法禁止私茶，致使唐王朝的茶税收入每年近百万缗。仅次于盐税。

唐初无酒税，曾有酒禁。广德二年（764年），朝廷在军费开支不足的情况下，开征酒税："天下各量定酤酒户，随月纳税，除此之外，不问官私，一切禁断。后酒税一直未变，但专卖制度时有变化。唐王朝商业发达，商业活动活跃，此时开始开征商税，不仅对城市，而且对商旅关津征税。当时的商税和关税主要有率贷、埭税、借商、商贩税、关税等。除上述税收外，唐还征收间架税，即房产税，以及市场交易税，时称之为"除陌"。

唐代后期还恢复沿行一种税赋--契税。契税起于东晋南朝的"估税"，《隋书•食货志》载："晋自过江，凡货卖奴婢、马牛、田宅有文券，率钱一万，输估四百入官，卖者三百，买者一百。无文券者，随物所堪，亦百分收四，名为散估。历宋、齐、梁、陈，如此以为常。"这种估税在隋朝时取消。但到唐末五代时又恢复，只是限于田房交易，并为防止交易作弊，规定凡田房交易的契约都必须经由官府审查，加盖官印。后唐天成四年："京城人买卖庄宅，官中印契，每贯抽税契钱二十文。后周广顺二年又规定："印税之时，于税务内纳契日一本，务司点检，须有官牙人、邻人押署处，及委不是重叠倚当钱物，方得与印。从此税契及印契成为土地房屋买卖得法定程序。